The BMJ出中国特刊，和全球分享抗疫经验

这是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全世界顶尖期刊首次以“特刊”的形式，集结中外学者，科学、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

2021年12月02日，是史上难得的“完全对称日”，也被众多网友称为“爱的对称日”。在这样一个充满祝福的日子，享誉世界的顶级综合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悄然上线了一份给全球抗疫工作者的“礼物”：中外公共卫生领域专家以10篇分析性文章加1篇编辑评论的强大整容，联合发布了名为《China’s response to covid-19》（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与经验）的特刊，向全世界输出中国抗疫经验^[1]。（点击“阅读原文”链接可查看）

图：特刊封面

据悉，这是新冠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全世界顶尖期刊首次以“特刊”的形式，集结中外学者，科学、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

“一直以来，中国的疫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中国的人口占全世界的19%，但是截至目前，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仅占全球的0.05%。”The BMJ执行主编Kamran Abbasi博士说道。“我们希望，这次的特刊能够反映中国抗疫的‘一手’经验，能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指引。”

那么这次的特刊到底传递了哪些信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能总结出哪些抗疫经验。为此，“医学界”独家连线特刊的2位牵头专家——北京大学公众健康与重大疫情防控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立明教授，以及The BMJ高级临床研究编辑兼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流行病学讲席教授唐金陵，为我们讲述此次特刊背后的故事。

酝酿近1年，

精选10个主题全面论证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对我国所采取的抗疫措施始终有不同的声音和认知。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能从专业的角度组织专家进行研讨：究竟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在符合中国的国情下，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这一次疫情。”李立明教授说道。

去年12月，The BMJ高级临床研究编辑唐金陵教授与李立明教授沟通，建议联合中国学者，做一个 The BMJ 中国抗疫特刊，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抗疫经验。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并很快得到了国内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广泛支持。为了准备这次的特刊，由李立明教授牵头，召集国内的疾控、公共卫生学院专家和卫生行政官员，在苏州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地来谈我们在抗疫中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问题。

“基于研讨会的讨论结果，我们形成了大概25个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值得研究的防控策略。之后我们组织相关国内专家与The BMJ编辑部专家，包括唐金陵教授一起进行多轮的讨论，选出了11个比较成熟、有一定证据支持的议题，并针对这11个议题邀请了相应专家执笔撰写报告。最终经过严格的杂志评审，选取了10篇文章进入此次的特刊。可以说，整个发表过程完全按照国际杂志发表的科学客观的程序来进行。”李立明教授介绍。

图：特刊中的文章目录（第一篇为编辑评论）

最终“浓缩”出的这10篇精华文章，对备受全球关注的中国抗疫焦点问题做出了系统而全面的回答：

首先，在疫情暴发早期，我国如何通过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快速持续地扼制病毒传播；

其次，高新科技如病毒分离、序列分享为检验试剂和疫苗研发提供了可能，大大辅助和提升了发现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等传统公共卫生措施的效率；

第三，特刊对我国目前的疫苗策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详细讨论。

此外，特刊还对此次疫情中的一些防控“关键词”如无症状感染者、14天隔离、冷链传播、流行病学模型等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阐述，并讨论了危重症患者管理的“武汉”经验。

“老”方法对抗“新”病毒：

传统公卫措施地位不可动摇

回顾人类传染病学史，与此次新冠疫情最类似、最近的一次超大型疫情莫过于1918年前后的“西班牙流感”事件。这一百年前的全球灾难曾经造成全世界约5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

与西班牙流感类似的是，这次的新冠病毒致病性极高，传染性极高。然而，今天的新冠疫情防控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今全球的人口流动性已经大大增强，疾病的传播速度远快于百年前。从这一点上说，当时的西班牙流感可能远不如今天的新冠疫情严峻，这次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几百年一遇的传染病事件。

我国作为第一个报告疫情的国家，在如此重要而紧急的情况下，采取了快速而果断的措施，在疫情暴发不到半年且毫无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

“从我的专业角度和医学传染病史的角度来看，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一个改写人类应对传染病历史的重要事件，一个载入史册的里程碑事件。”唐金陵教授强调。

现如今，回顾中国在这场疫情控制中最重要的经验，也是特刊中被提到最多的一点，是我国在强大的政府领导下，坚定执行了像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取消公共活动等这些常识性的、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也就是非药物干预措施。

这些传统的卫生措施到底有多重要？以戴口罩为例，全民“戴口罩“能有效减少疾病传播。一项meta分析显示，仅戴口罩这个行为就能减少85%的感染风险^[2]。而一项来自190个国家的全球研究表明，多种公卫措施的联合应用相较仅应用单一的公卫措施，能够增加11%-60%的疾病控制率^[3]。

早前有一篇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的文章曾经预测，如果我国不及时阻断病毒传播，不及时封城管理，2020年4月疫情患病人数很可能将达到1天3万例的顶峰，远高于实际发生于2月2日的1天1967例。可以说，武汉封城后的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地减少了近93%的高峰期日发病人数，提前两个月遏制了疫情的大流行，为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4]。

唐金陵教授感慨：“未来，当人类再面临这样的烈性高传染病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即使没有疫苗，即使没有特效药，只要我们用公共卫生措施，再加上一些现代技术，我们能够很快地局部消灭这个疾病。我觉得这是对人类最大的启示。”

那么，如何做好传统的卫生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健康教育和社会动员。“我们常说，健康教育是最好的‘疫苗’。我们要让老百姓能够认识到这些传统的措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李立明教授说道。

但是，未必所有国家都能严格遵守和执行这些公卫常识，做好健康教育：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疾控体系以及科研的能力明显高于我们国家，但是这次他们的疫情防控并不成功，现在已经出现了8000多万的确诊病例，70多万的死亡病例。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坚持贯彻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戴口罩，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坚持群体免疫，一味强调疫苗接种。但是疫苗接种只能保护易感人群，既不能早期识别发现传染源，也无法切断传播途径。”

疫苗来了，

传统公卫措施仍然不可或缺

如今，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出现，全球疫情防控已经进入第二个重要阶段。但是遗憾的是，这次的新冠疫苗绝非防控疫情的“救命稻草”。

对此，李立明教授有着理智的判断：从科学的角度说，我们能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新冠病原是一个 RNA 病毒，是单链的、非常不稳定的病原体。不少RNA病毒，像艾滋病病毒、SARS病毒都还没有疫苗。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不是绝对的100%，但是它能积极地保护易感人群，降低发病的危险度，减少死亡几率。而且疫苗接种了以后，不仅会发生体液免疫，还会有细胞免疫，甚至可以出现免疫的记忆来抵抗一些新的病原。”

显然，单凭疫苗无法100%控制住疫情，新变异毒株还在不断出现。如果把疫苗比作一堵未全面阻挡病毒的“围墙”，那么剩下的“墙”靠什么来垒？只能靠公共卫生措施。

“可以肯定的说，在疫情没有完全消灭之前，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不可能放开，也不应该放开。”唐金陵教授说道，“我们看到，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对疫情防控放松警惕，渐渐减少了传统公卫措施的应用和强调。例如，以色列的全面疫苗接种率接近80%，但高接种率未能阻止疫情袭击，突破感染引发的重症和死亡率仍然不断上升，很大程度与放松了传统公共卫生措施密切相关。”

医学群体观不容忽视，

公共卫生问题事关国计民生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病毒学家、临床学家、流行病学家都快速进入疫情现场，做调查、摸情况、找原因，然后跟决策者汇报。然而，他们各自看到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唐金陵教授看来，这次疫情对公共卫生学界的最大启示，是疾病的防控离不开医学的群体观，这也是公共卫生学科独有的特色。

现如今，学科越分越细，大家都在往微观层面看，从器官到细胞到分子。而群体观就是系统观、整体观、全局观。这次的疫情，正是群体观的一次重要实践，也充分反映了公共卫生群体观的重要特征：我国通过“封城”、全国动员、追踪密切接触者等这种社会层面的群体措施，在人群中开展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潜伏期、发病率、病死率的研究，了解疫情在群体中的发展阶段和趋势。

可以说，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群体的视角，没有群体的方略，我们将无法处理好群体层面的传染病防控问题。

那么，在疫情仍然肆虐的时代，公共卫生学科将走向何方？诚然，国家对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投入已然日益增强，但整个学科在研究方向、基础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仍然有很多值得探寻的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大家对公共卫生的定位已经更加明确。

“公共卫生不仅仅是一个保护公众健康、预防疾病的技术队伍，同时也是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队伍。疾控和公共卫生工作做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会改变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

因此，公共卫生问题绝不能看成是一个小事，它是一个大学科、大卫生、大健康的概念，对整个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由于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出现了经济的停摆。而通过我们国家这次疫情防控的实践，证明了公共卫生问题应该由政府主导。只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科学领导，才能够取得这样有效的疾病控制结果。”李立明教授说道。